即将入冬的旬阳市关口镇已透出些许冬意，但“老倌调解室”外的阳光却格外温煦，仿佛上天也愿见证这场关乎人伦与法律的特殊调解。这间朴素的屋子，此刻正成为抚平李氏父子多年嫌隙的希望之地。
年逾七旬的李大爷，在“老倌”的陪伴下颤巍巍地走进门。他身形消廋，那双曾劳作一生的手布满老茧与深痕，此刻正无助地搓动着。他那写满风霜的脸上，交织着愁苦、委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此前，他向党委政府道出了心中最大的烦心事：儿子保存他的养老金发放卡和身份证，他想自己保管，可儿子却不给。在场人听后，均眉头紧锁，就这点事，何以走到这一步？
调解尚未正式开始，“老倌室”内的空气已近乎凝固。李大爷的儿子小李独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眉头紧锁成一个“川”字，双臂紧紧交叉抱在胸前，像是一种防御，又似乎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的目光低垂，避开与所有人的接触，周身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在调解前的单独谈话环节，他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我没有这样的父亲！”小李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养老金卡我可以不保管，但我要求解除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断，各不相干！”这决绝的话语像一块寒冰，让这场调解从一开始就蒙上了厚重的阴影。究竟是怎样的积怨，能让至亲之间产生如此深的裂痕？
调解正式开始时，小李起初保持着沉默，用短暂的“是”或“不是”应答。但在“老倌”和法官温和而坚定的引导下，他心底那道沉重的闸门，终于被过往的委屈与不甘缓缓冲开。
“我十几岁，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就独自背上行囊外出打工了。那个时候他在哪里？他管过我一口饭，问过我一句冷暖吗？”小李的声音从低沉逐渐拔高，带着明显的哽咽，“后来我结婚生子，辛辛苦苦一砖一瓦自己建房，你们问问他，他出过一分钱吗？搭过一把手吗？就说我建房那最难的几年，他是给我搬过一块砖，还是买过一粒沙？”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这些也就算了，他非但不帮忙，还在外面、在亲戚面前，到处说我的不是，说我没本事，说我不孝顺……”
他承认保管着父亲的证件，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担心父亲年纪大了，支取时出意外，最后无法收场。“我难道没给钱没给东西吗？我哪次回家没有把米、面、油、盐、酱、醋这些生活必需品备得齐齐的？我给的钱，他又都花到哪儿去了？还有家里的卫生问题，说了多少次都不听不改！谁愿意回一个无处下脚的家？要回去看看他，想到家里那个环境都没心情了！” 他一口气倾诉着，作为一个同样要承担家庭重担的中年人，他不仅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应对生活的种种压力，父亲的“不省心”成了压垮他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听着儿子声泪俱下的控诉，原本理直气壮、认为自己占尽道理的李大爷，渐渐收回了目光，深深地低下了头，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握得更紧了。
就在父子间的情绪陷入僵局之时，被邀请来的原江北村退休老书记，一位在村中德高望重的“老倌”，用他那略带沙哑却充满力量的乡音，缓缓开口，打破了沉寂。
他首先将身体转向李大爷，语气恳切而真挚：“老哥啊，咱们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有些道理得明白。咱们做父母的，要想孩子真心实意地孝敬你，那是要以心换心的啊。”他顿了顿，目光中带着历经世事的通透，“孩子从小到大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累，你可曾静下心来好好体会过？你那些固执了多年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该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的和睦，稍微改一改？咱们老了，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家庭和睦，儿孙绕膝吗？说到底，将来床头榻前，端茶送水，养老送终，最后依靠的，不还是自己的孩子吗？”
老书记的话语朴实无华，没有一句高深的理论，却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探入了李大爷的内心。接着，他又将目光转向小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的难处、委屈，咱们都听见了，也都能理解。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是，咱得把理掰扯清楚。父母有再多的不是，千错万错，他们是赋予你生命的人，这一点，到啥时候都改变不了。”他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道德威严，“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讲究‘百善孝为先’。父母有错，你可以沟通，可以讲道理，甚至可以生气，但抛弃父母、不赡养父母，这个念头不能有，这个事更不能做！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啊！”
老书记的一席话，如同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却深深地触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这种植根于乡土人情、伦理纲常的事理分析，正是“老倌说理”的精髓所在——它不搬弄复杂的法律条文，却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直指人心深处最基本的道德与情感。
此时，棕溪法庭法官适时地接过了话题。“刚才老书记讲的情理，非常透彻，也非常重要。现在，我从法律的角度，和大家再明确一下。”法官的目光扫过小李，也环视了在场的所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也明确指出：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法官的目光炯炯有神，特意在小李身上停留了片刻，语气变得更加凝重：“法律上，不存在‘解除父子关系’这一说法。基于血缘产生的亲子关系，是天生的，也是永恒的，不是通过口头声明或者一纸协议就能随意解除的。因此，赡养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必须履行的、无条件的法定义务。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应尽的责任，没有任何条件可讲，也不能用任何理由来推脱。”他稍微放缓了语速，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入耳，“即使父亲在过往的生活中，存在您认为的关心不足、帮助不够，或者有其他过错，这些都不能构成您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合法理由。关于养老金的归属问题，我必须明确指出，养老金是国家发放给老年人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费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克扣。”
法官的这一席话，既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坚决捍卫，划清了不容逾越的法律底线；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警醒与保护，让他清醒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防止其在情绪支配下走向更深的歧途。法与理在此刻交织，冰冷的条文被赋予了守护亲情与人伦的温暖内涵。
在“老倌说理”的情感叩击与“法官说法”的理性警示双重作用下，调解现场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
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和长久的沉默，小李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紧抱的双臂也放了下来。他最终抬起头，声音虽然不高，却清晰地表示，同意将父亲的养老金发放卡和身份证当场归还，并承诺今后会依法履行对父亲的赡养义务，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他走到父亲面前，伸出手，将那张承载了太多纷争的卡片和证件递了过去。“爸……卡，还您。以后您要用钱，或者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就行。”这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却像一缕春风，终于吹开了父子间冰封多年的厚重门扉。
李大爷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接过了证件。他摩挲着卡片边缘，目光不敢与儿子对视，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而别扭地说道：“是……是我对不起你……我老了，糊涂了。我以后……以后尽量改掉那些坏习惯。”
这一刻，调解室里异常安静，许多人都不自觉地湿润了眼眶。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证件交接，更是父子亲情在法与理的共同滋养下，开始艰难修复的起点。
这场成功的调解，是旬阳市法院棕溪法庭探索和实践“老倌说理+法官说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次生动演绎和完美诠释。该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植根本土的乡情智慧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既讲透了人情世故，又守住了法律底线，在化解基层矛盾，尤其是家事、邻里纠纷中，展现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老倌”作为乡村社会内部自然形成的权威人物，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矛盾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深层症结，他们用最朴实无华、带着泥土芬芳的语言说道理、讲情理，更容易被当事人从情感上接受，从而软化对立情绪。而法官，则代表着国家的司法权威，从专业角度精准阐明法律的规定，清晰地划定行为的边界和法律的底线，让当事人明确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义务可能导致的后果。两者相辅相成，一柔一刚，共同作用，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它不仅解决了表面的矛盾纠纷，更致力于触及纠纷产生的根源，为真正修复社会关系、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终极目标，提供了一条极具可行性与人文关怀的路径。
夕阳的余晖，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调解结束，李大爷在小李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出了调解室。儿子的步伐明显放慢，以适应父亲年迈的节奏。夕阳将他们的身影合二为一，拉得很长很长，投射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故事没有法庭上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没有判决书上的黑白分明、一槌定音，有的只是情与法的水乳交融，是理解、包容与责任的艰难回归。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中国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法治文明的种子，正在通过与地方性知识、传统智慧相结合的方式，找到最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悄然生根，发芽，静待花开。（供稿：旬阳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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