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武则天出生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其母杨氏虔诚向佛,唐朝僧人道宣等在《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一首下注云:“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入出宫禁,荣问莫加。” 又据武三思撰《望凤台碑》记载,杨氏明诗习礼,阅史披图,颇能属文。其父杨达死后,杨氏异常悲伤,“思欲托三乘之妙果,凭五演之元宗,永奉严亲,长栖雅志” 。
后来,其夫武士彟死,杨氏又痛不欲生,“方祈净业,敬托良缘。 凭慧炬于幽途,舣慈舟于觉海。于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 可见杨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由于受到家庭熏陶,武则天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陈寅恪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薰习,自不待言”，他还引用敦煌文书《大云经疏》残卷中“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的记载,推测“武曌必在入宫以前,已有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之事” 。
因此,武则天有可能从小就听说过《杂阿含经》《出曜经》和《法句喻经》等佛教经典中有关“调马”“调象”的记载。不过由于当时武则天年龄尚小(入宫时才14岁),涉事又浅,未必会刻意留心此类记载,并将其铭记在心的。笔者认为,武则天真正有暇接触到此类佛经,应该是在她出宫居感业寺为尼期间,也即大约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到永徽二年(651)七月的两年时间里。她当时正值二十六七岁的青春妙龄,又有在唐太宗后宫做才人的十几年的经历,应该说从心智到阅历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 僧尼的主要功课就是诵经拜佛,京城的皇家寺院自有精通三藏的大德的悉心指导,也有足够的佛家经典供这些出家为尼的先皇后宫们精研诵读。武则天自然不会甘心在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的陪伴下诵经念佛,了此一生,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已有的后宫经验,在真正接触到这些佛典时,自然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感悟与启发,这将成为她以后重新入宫并走上政治舞台后可以不断汲取灵感的知识宝库。她既然能利用僧人伪造《大云经》为其黄袍加身造势,那么她借谙熟之佛经“调马”“调象”事编造出驯狮子骢的故事以震慑吉顼及驾驭群臣,也就不过是信手拈来之事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武则天在入宫之前可能听说过佛经有关“调马”“调象”的故事,但这些富含宗教寓意而又艰深难懂的佛教故事,究竟会给当时还是孩童的她留下多大的印象就很难说了,也许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而她真正接触并了解到这些佛经记载应该是在她感业寺为尼期间,至于接触到《诸经要集》乃至《法苑珠林》的相关记载,则在她做皇后甚至改唐为周以后的事了。
从这些佛经中关于“调马”和“调象”的故事寓意来看,都是佛祖用来比喻调服众生的。这与武则天以驯狮子骢事来慑服吉顼以及罗大经所说的“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杂阿含经》中佛祖以调马师所说的3种调服烈马之法来比喻调伏众生,在《出曜经》中佛祖以调御烈马来比喻习定之人驭慑心性,在《法句喻经》中佛祖则以3种调象之法来比喻调度一切人。显然武则天自述的驯狮子骢事是揉合了佛经所说的“调马”与“调象”二事后自我套用为其中角色而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而司马温公未察其实,又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而编入《通鉴》之中。于是后世学者对之也坚信不疑,以致将它当作武则天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的一个关键证据,其实可能都落入了武则天精心设定的叙事陷阱。（文稿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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