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司法理念的重要实践，是预防再犯罪、助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法》的深入实施，各地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以“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为核心，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引入社会力量、创新矫治模式等举措，逐步构建起兼具法治刚性与人文关怀的矫正体系。本文结合部分实践案例，分析当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成效、困境及优化方向，提出完善法律规范、深化科技赋能、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等建议，以期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供参考。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践创新与成效
（一）法律框架完善，凸显特别保护
《社区矫正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明确“分开管理”“心理辅导”“教育保障”等原则，为实践提供法律支撑。例如，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制定“一人一案”方案，结合《社区矫正法》第五十七条，为涉罪少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联合企业消除就业歧视。可通过“案例+互动”法治课，以真实案例警示未成年人矫正对象，强化其规则意识与法治观念。此类实践彰显了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
（二）心理干预与家庭协同，修复社会关系
未成年人犯罪多与家庭环境、心理问题相关。例如引入心理咨询师，帮助未成年矫正对象重建亲子信任，引导其树立正确价值观。可以采用司法局联合检察院、社工组织，对家庭关系僵化的矫正对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父母履行监护责任。此类举措将家庭纳入矫正体系，破解了“家庭失能”导致的再犯风险。
（三）社会力量参与，拓展矫治维度
社会组织与专业机构在矫正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职业规划等服务，联合企业设立技能培训基地，帮助涉罪少年掌握谋生技能，促成部分未成年人顺利就业。社会力量的介入不仅弥补了司法资源的不足，更通过“柔性矫治”促进未成年人社会融入。
（四）科技赋能监管，提升矫治精准性
大数据技术助力动态监管与风险预警。检察机关构建“社区矫正监督模型”，通过分析矫正对象行为数据，识别脱管漏管线索；利用电子围栏技术，对重点人员活动轨迹实时监控，使得当地社区矫正对象违规外出率同比下降42%。科技手段的应用使矫正工作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了监管效能。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实施细则缺位，分类矫正落地难
尽管《社区矫正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矫正，但配套细则尚未完善。例如，立法未明确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矫正的差异化奖惩标准，导致实践中“分类管理”流于形式。未成年人矫正方案直接套用成年模板，缺乏个性化设计。此外，监护人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部分家长消极配合，影响矫正效果。
（二）专业力量不足，矫治效果受限
基层普遍面临人力与专业能力短缺问题。基层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需同时管理多个矫正对象，难以针对未成年人开展深度帮教。心理咨询、教育学等专业人才匮乏，导致心理辅导停留于“填表谈话”，未能触及问题根源。
（三）跨部门协作不畅，社会支持网络薄弱
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常态化。缓刑交付执行环节常因文书传递延迟出现“人档分离”；异地矫正对象监管依赖人工核验，效率低下。此外，企业、学校等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不畅，部分未成年人复学、就业仍受歧视。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优化路径
（一）健全法律规范，细化分类矫治标准
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未成年人矫正的差异化流程，如简化外出审批、增设“公益服务积分”等激励措施。强化监护人责任，对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启动训诫程序，必要时建议撤销监护权。
（二）构建专业化矫正队伍
设立专门机构，借鉴优秀地区经验做法，成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心，配备心理咨询师、社工等专业人员。深化检司协作，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对口监督，针对个案提出矫治建议，推动“刑事执行+权益保护”一体化。
（三）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可联合企业、学校建立“阳光就业基地”“复学绿色通道”，保障未成年人发展权。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引入社会组织承接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等项目，提升矫治专业性。
（四）深化科技与矫治融合
构建智能监管系统，整合法院判决、矫正表现等数据，开发统一的未成年人矫正管理平台，嵌入AI风险评估模块。探索“非接触式矫治”，运用AI技术模拟社会场景，帮助未成年人练习人际交往；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法治课程。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一项融合司法刚性与社会温情的系统工程。未来需以《社区矫正法》为基石，以“精准矫治”为导向，以“多元共治”为支撑，通过法律完善、机制创新、科技赋能等多维发力，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真正实现“矫其行、正其心、塑其人”的治理目标。（供稿：山阳县检察院 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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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