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资治通鉴》所载武则天驯狮子骢事是武则天早年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然而却不见载于正史及其他史籍,究其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武则天训狮子骢事乃武则天晚年自己的回忆,自述史料本身所具有的一定局限性导致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类似的情节在佛经故事中多有描写,此事很有可能是笃信佛教的武则天受到此类故事的启发而自我杜撰出来的一段“神话”,后被《资治通鉴》误收。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空前畅通,从西域进贡来的狮子骢之类的宝马屡见诸史载;武则天改造佛经故事,再将之附会到驯服狮子骢事上,借以震慑、控驭群臣,实乃高明之举。尽管此事可能纯属虚构,不过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却很丰富,反映了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痕迹。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学界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度,但是囿于史料的欠缺,对她的早年生活尤其是她在作唐太宗才人时的事迹了解甚少。《资治通鉴》记载了一则唐太宗时期她在宫中驯服狮子骢的故事,但由于这个故事出自武则天之口,系她本人晚年时的一段回忆,所以显得弥足珍贵。学术界对之也深信不疑,甚至将它当作武则天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的关键证据,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雷家骥《武则天传》、胡戟《武则天本传》、赵文润与王双怀合著的《武则天评传》、王寿南《武则天传》、蒙曼《武则天》等。此外,有关论述武则天的论著基本都持此观点,在此就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它应该是武则天受佛经故事影响而有意编造出来的,借以当作震慑、控驭群臣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这个记载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互动、传播、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痕迹。
《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向来被视作“信史”,备受历代学者的推崇,司马光在历史上也获得了“良史”的美誉。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通鉴》其实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失误和以讹传讹之处,甚至还在叙事中融入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笔者认为,广为人们所熟知的武则天驯狮子骢的记载,就有可能是《通鉴》误收的一则虚构故事。据《资治通鉴》卷 206则天后久视元年(700)正月戊寅条载: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 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顼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图片来源于作者原文稿）
由于这是一条武则天晚年自述性质的史料,所以后世史家对其真实性大多深信不疑。其实,这条史料的可疑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为此,笔者拟从史料来源和史料叙事方式两个方面辨析其可信度。
(一) 史料的来源
从这条史料的来源上来看,此事除《通鉴》外,不见载于现存的正史新、旧《唐书》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史籍。司马光在修撰《通鉴》的过程中,以取材广泛而著称,尤其是在隋唐部分,史料价值甚至超过正史。根据张煦侯的研究,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共10类。然而,关于武则天驯狮子骢事除《通鉴》外,只见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6《师子骢》条的记载:
唐太宗末年,谶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杀李君羡,过矣。则天当时特一宫嫔,诚无可疑之迹,然史载太宗有骏马曰“师子骢”,极猛悍,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尔。”由此观之,其英烈猛厉之气,亦自发露,特太宗不之觉耳。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
罗大经约生活在宋宁宗至宋理宗在位时期,大致时间为1195—1264年,比司马光(1019—1086)至少要晚1个多世纪。雷家骥误以为《通鉴》所记武则天驯狮子骢事采自该书，其实正好相反,应该是罗大经引用了《通鉴》之说。罗书所言的“史载”,应该是就《通鉴》而言,罗书所谓“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正是在总结了《通鉴》所载武则天以驯狮子骢事怒斥吉顼以及后来在树立个人权威的过程中对付政敌、打击对手、震慑和控驭大臣的种种手段后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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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鉴》的记载来看,此事的起因是女皇武则天的心腹、宰相吉顼与武则天之侄武懿宗争赵州退敌之功。司马光在编纂《通鉴》时,曾经大量参考新、旧《唐书》的内容。有学者统计,《通鉴考异》唐纪部分共有1476个条目,其中独采正史之说的有237条,与他书参取者 244条,约占全部条目的1/3。而对于新、旧《唐书》的处理,则是重《旧唐书》 (下文简称《旧书》)胜于《新唐书》 (下文简称《新书》)。但在新、旧《唐书》的《吉顼本传》中,均记载有吉顼因与武懿宗争功而遭贬谪之事,却唯独没有提到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以训斥吉顼事。 如《旧唐书·吉顼传》:
圣历二年腊月,迁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初,则天以顼干辩有口才,伟仪质,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 及与武懿宗争赵州功于殿中,懿宗短小俯偻,顼声气凌厉,下视懿宗,尝不相假。则天以为:“卑我诸武于我前,其可倚与!” 其年十月,以弟作伪官,贬琰川尉,后改安固尉。寻卒。
《新唐书·吉顼传》:圣历二年,进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刺史时,武懿宗讨契丹,退保相州。后争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偻,顼严语侵之,无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诸武,它日安可保?”衔之……明年,顼坐弟冒伪官贬琰川尉……寻徙始丰尉,客江都,卒。
显然《通鉴》所记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应另有所本。 还有学者注意到,司马光在编纂《通鉴·唐纪》部分时,是以唐代各朝实录为基础再编排其他各种史料的。他在写给范祖禹(字梦得)的信中说:“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迄……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的确,在《通鉴考异》唐纪部分所征引的《实录》内容也大大超过正史。但是,《通鉴》的这段关于武则天驯狮子骢事记载显然不是来自《实录》,因为司马光在吉顼贬安固尉条下作有《考异》说:“《实录》但云坐事贬流。《佥载》《新书》皆云贬琰川尉。今从《御史台记》”，也就是说《通鉴》在记载该事时,采用了《御史台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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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记》为唐人韩琬所著。韩琬,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唐高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649—741)。据《新唐书·韩思彦附琬传》载:“琬字茂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检。 有姻劝举茂才……擢第,又举文艺优长、贤良方正,连中。拜监察御史……开元中,迁殿中侍御史,坐事贬官,卒。”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卷 4 中,将韩琬应文艺优长科系于武周天册万岁二年(696)，应贤良方正科系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但却漏收了他举茂才擢第事。按:茂才,即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后世遂相沿作秀才之别称。秀才为隋唐时科举科目之一,约设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以后,唐初沿设此科。但因该科等第最高,取士亦难,所以自贞观时已渐衰落,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停废。唐人苏鄂称:“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徐松也认为:“永徽后,所谓秀才者,即进士科也。”从韩琬生活的年代来看,他也不可能应茂才科,只能是举进士第。所以韩琬应属于年份待考之进士。《御史台记》共12卷,记载了唐初至开元五年(717)间御史台诸官姓名、行事及官制沿革故实等内容。虽然该书已佚,不过在《太平广记》等古籍中收有大量佚文。 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研究,编纂于盛唐至中唐间的《国史》 (唐书)曾依据《御史台记》作列传,而《旧唐书·酷吏传》又原样照搬《国史》,《新唐书·酷吏传》基本沿袭了旧传并简化了全文,只是在局部作了极小的订补。他说:“中唐的史官在整理武后时代热衷于残暴行为的来俊臣及其同伙的资料、以编写酷吏传时,其立传的主要依据就是《御史台记》。这恐怕是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因此,关于周兴、傅游艺、丘神勣、索元礼、万国俊、郭霸、吉顼、姚绍之、周利贞、王旭等人,虽然《御史台记》的佚文已不存,但却有可能从《旧唐书》酷吏传中窥测到《御史台记》的原文来。”但是,在《旧唐书·酷吏·吉顼传》及《新书》本传中并不见有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因此司马光在《通鉴》中所记载的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可能并不是来自《御史台记》,而是采自民间传说。（文稿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永平）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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