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叙事方式
从这条史料的叙事方式上来看,此事系出自武则天本人晚年时的自述,由于自述史料的局限性,其可信度往往就会大打折扣。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由口述者本人自述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其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但是由于历史叙事的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由口述者本人讲述的历史的真实性才更应该引起史家的高度警惕。
有人就认为:“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着真实内容,也有想象成分,不仅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而且还掺杂有口述者的主观成分。正因为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不断遭到质疑。”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yden White)也认为:“历史叙事是复杂的结构,经验世界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历史学家把不同的事件组合成事件发展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这并不是‘实在’或‘真实’,历史学家也并不是仅仅由始至终地记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重新描写事件系列,解构最初语言模式中编码的结构,以便在结尾时把事件在另一模式中重新编码。” 所以他反复强调:“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存有虚构成分” ，因为“所有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文学性’” 。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史籍非常注重史文之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认为,摛文叙事是史家必备之才,“非才无以善其文” ，“良史莫不工文”。自《左传》《史记》以来,追求叙事之工,讲究文采,一直是史家不断追求之史笔。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散文名家,他在修《通鉴》时非常注重语言叙事之美。有论者就指出:“《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对比《通鉴》与新、旧《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通鉴》对历史记载的描写更加具有文学色彩,而武则天驯狮子骢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化特征非常鲜明的叙事。
（图片来源于作者原文稿）
司马光以吉顼遭贬事,运用了倒叙、补叙、插叙等多种叙述手法,带出了吉顼因受到武则天重用,与武懿宗争功,居然鄙视诸武,引起武则天的不满而遭训斥;他日,武则天又借吉顼奏事时援古引今而大发雷霆,自述在唐太宗时驯狮子骢事而怒责吉顼,将其贬官,可以说将吉顼遭贬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头至尾比较完整地进行了叙述。
从司马光叙述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来看,语言极其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把吉顼受到重用时的自负、争功时的飞扬跋扈、奏事时的洋洋自得,与武懿宗的猥琐退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将武则天怒斥吉顼时的声色俱厉与吉顼遭到训斥时一下子又变得惶恐流汗、跪地求生的情节,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如闻其声。这样的叙事手法极大地提升了《通鉴》的文学色彩,相比之下,新、旧《唐书》对该事件的描写则要流于平淡无奇,甚至显得枯燥乏味得多。
（图片来源于作者原文稿）
但也正因为如此,《通鉴》所记载的这段武则天“自述”的真实性才更加令人怀疑。为什么如此情节生动的“史事”,除《通鉴》外,却不见于正史新、旧《唐书》和其他史籍? 难道他书的编纂者都没有注意到此事? 抑或像欧阳修那样,只是出于一种“文省于事”的无心删除之举,还是史家对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而有意去之? 如果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事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在同时代的各种公私史记杂纂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令人颇为费解的。（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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