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汉台区作家来文基先生的《汉中先秦文化》新书发布会暨创作座谈会在汉台区图书馆成功举办。
“透物见人”，结合文献史料，来文基先生经过八年学研写了《汉中先秦文化》一书，全书共计二十六万字，三百七十余幅图片，从“中华先祖”“汉中——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和“上古时代”四个方面，将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汉中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了汉中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丰富内涵。该书充分吸收了当代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新成果，抓住汉中先秦历史时期有根据的几个主要问题，阐释了汉中市超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灿烂与辉煌，填补了汉中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白，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汉中历史文化的窗口。
参与座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将发言辑录成集，以飨读者。
汉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为研究
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变化提供了新资料
——严培午在《汉中先秦文化》新书发布暨创作座谈会发言
《汉中先秦文化》丰富了我们对汉中先秦文化认识，延长了历史轴线，该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传说与考古学资料相结合起来，反映了历史的真谛，也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传说神农氏发明了农业，不过神农氏传说反映的农业起源是新石器时期的事。考古文化显示，仰韶文化是中国文明之根，因为仰韶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
稻和粟农作物在同一地区种植，汉中走在前列。
在中国，考古学以实物发现为基础，能够搞清楚古代遗物年代。在北京西郊东胡林遗址发现了实物证据——炭化小米，距今1万多年，1993年在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两粒野生稻谷和硅酸体，中国农业进入了培育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时候，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长江流域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开始学种粟。稻谷种植从长江流域扩到华北。
龙岗寺新石器考古报告和何家湾考古报告是由两个人分别写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即距今6000年前，汉中龙岗寺遗址，在墓葬灰坑中发现了粟、豆的遗骸；何家湾遗址在灰坑和文化层的红烧泥块中，发现了稻谷根茎和种籽的印痕，即水旱两种农作物在同一地区种植，汉中走在了前列，早于其它地区几百近千年。为汉中研究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变化提供了新资料。水旱农作物在同一地区种植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增加了抗灾能力和居民居住的稳定性。二是可扩大耕地种植面积，粮食增收，人口增加，先民生活殷实。三是粮食有了剩余，可发展饲养业，手工业，会出现财富的聚集个人占有，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为向文明迈进奠定基础。
仰韶文化中期和晚期，汉中出现了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社会阶层在分化
何家湾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方面:早期墓葬中全部有随葬品，证明这一时期社会是公平的，中期墓葬随葬品约占同期墓葬总数的69.2%，晚期约占同期墓葬的39.2%，而且随葬品已”冥器化”，反映了中、晚期社会贫富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龙岗寺遗址早中期墓葬较为紧密，体现氏族成员密切关系，而晚期，每层分布较为疏散，往往有几座墓葬集中排列，这可能体现着氏族内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氏族内部存在分化。还发现有14座二次堆骨墓葬，这种墓无墓坑，大部分无随葬品，很可能与社会组织结构变化有关。晚期发现1座一男二女成年合葬墓，说明血缘纽带开始了变化，可能由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转变。
龙岗寺遗址仰韶文化中期 M345是一座男性单人仰身直肢葬墓，比一般单人墓葬的墓圹宽大，随葬品多达35件，超过一般墓葬的5至6倍，计有玉铲1件,大石铲2件(各长48厘米和46.8厘米)是同期墓葬中未见到的。两件大石铲也是罕见的,无使用痕迹,似应意味着某种权力的像征，墓主人生前可能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晚期，龙岗寺遗址在墓葬中发现24件玉器，计有铲、锛、斧、镞、凿等，这是仰韶文化遗址内首次成批发现的玉器。这批玉器，没有使用的痕迹，这是个人占有财富的实证，这为研究仰韶文化时期社会性质的变化提供了新资料。玉在中国是有社会意义的，为社会上层领导所占有，没有职业的分工就生产不出来成批的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没有人需要这种贵重的玉。龙岗寺遗址，还发现一个陶罐上绘有12个彩绘人面像上下均匀排列，被考古界和艺术界称为仰韶文化艺术珍品，何家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物中发现我国最早的骨雕艺术珍品：骨雕人头像，雕刻艺术原始粗犷，但五官端正，栩栩如生；骨管线雕三人面像，雕刻出的喜、怒、哀三种形像逼真，为珍贵艺术品，是社会分化后的精神产物的实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指出:“大约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原的加速阶段。”而汉中在距今6000年前社会就明显分化，开始了向文明社会挺进。这可能是受水、旱农作物兼种创举的影响吧。
汉中自然之富和物产之丰，文明的曙光早出现。
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相对穩定的生存空间中生存生活,其内部自然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各地居民生活方式，居住模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有特点，即具有文化的多元性，但大家相互依存，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社会发展。夹在秦岭、巴山之间和我国南北气候过渡的汉江上游地区的汉中盆地水系发达，水系两岸有自流灌溉的优势，可种植水稻，台地和丘陵地没有水患，可种植粟、豆，多样地貌为先民们对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极佳的空间。
这里要提到一个经济系数,即植物合成全部有机质,被用于孕育种籽的比例。经济系数越高,这个作物的产量就越高,比如:水稻经济系数是0.47，大豆是0.18，小麦是0.35，玉米是0.35，粟只有0.2，汉中在当时是稻作区，即粮食高产区，又种植了粟和豆，确实会带来粮食的剩余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的繁衍，社群规模的扩大和复杂化奠定基础，会较早出现财富的私人占有，出现了生产和社会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的社会挺进。一般来说，原始社会明显分化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而汉中却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晚期，文明的曙光早出现几百年。作者在书中说“当然，汉中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可能还不会出现一个特别集团来占有，剥削其他劳动者，但已经演变出却以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居民配以不同随葬品的习俗，使一些权贵人物死后的随葬品熠熠闪烁着文明的光芒，萌生了阶层在初步分化中，文明的曙光在这儿早出现。”这一观点我是赞成的，也证明着中华早期文明源头并非整齐划一。一般来说，庙底沟时代，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来源：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
责编：杜鹏飞
编辑：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