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冬天，水培红薯以办公室“新同事”的身份带给我持久的“小确幸”。它在茶几一隅倚墙而居，安静地蓬勃生长。所见者无不惊叹。
“简直就是一个观叶盆景！”甲赞叹。它那高低错落的藤蔓，疏密有致的叶子，分明未经任何修剪。
“这叶子，绿得像翡翠呢！”乙喜欢那片片葱茏的绿叶。
“你这里春意盎然呐！”丙被这丛绿意感染。
“这么密的叶子，片片鲜嫩，掐一些做绿面，简直绝了！”丁关注口腹之欲。
一株红薯，五双眼睛。它们看到的是同一丛绿，说出的却是各不相同的红薯。
“真是几只幸运的红薯。”还有人这样说。
红薯依然安静地绿着。
只是我忍不住想——它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自己那些失散的伙伴，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或许它都知道。或许它正在回忆……
它记得霜降后的一个早晨，沉睡着的自己和伙伴一同被手扶收获机的隆隆声唤醒。弧形铲翻起沙土，大地上漾出层层波浪。随着一声清脆的断裂声，自己与母体的分离。痛苦瞬间被光明淹没——健硕的身躯里贮满能量，我们等着走进千家万户。滚动的传送带帮忙抖去满身沙土，自己和伙伴们躺在地垄上，等待被捡拾，被估价收走。
“这个红薯长得好，”一只大手将我放进一个塑料桶。桶里聚集着和我长相相似的伙伴。
“这个红薯可惜了，个头儿蛮大，蹭破皮了。装不了车啦！”捡拾者叹息着，“没事儿，捡回去送给巷里人下锅吃。”一个有蹭伤的伙伴被送给巷里人下锅吃。
待我坐上收购站的大卡车时，田间地头挑拣剩下的个头矮小、纤瘦的伙伴，很快躺进拾荒人的布袋。极个别残的、损的严重的伙伴，则被养羊人拉走了。
称重付款后易主，我和伙伴们一路奔赴向菜市场，第二次待价而沽。
“妈，我要吃烤红薯！”一位羊角辫女孩指着我们说。随后，几个伙伴被年轻妈妈买走，我注视着小女孩甩着一晃一晃的小辫、蹦蹦跳跳离开的背影，心里也软乎乎的——仿佛已经闻到她家烤箱里飘逸出烤红薯的焦香与甜香。
一位老太太走到跟前，一边挑拣一边说：“来，称上七八个，煮稀饭。它对肠胃好，我和老伴儿冬天里天天煮红薯稀饭……我儿子媳妇爱吃蒸红薯，今天给他们蒸俩。”她挑中几个满意的，回家了。我想到了她家餐桌上的软糯和香甜。
人来人往中，更多的伙伴有了自己的食主。
“师傅，来两筐子红薯！”一声嘹亮的男声响起。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穿着某饭店制服的红脸大个壮汉，铁塔般矗立摊前。他弓腰指着摊位下码着的网袋：“倒出来，我要又大又圆的。你不知道，一入冬，饭店里做的蜜汁薯团、芝麻薯条和五谷丰登这三道菜就红火了。红薯的用量大得很。”壮汉验货后，拉走了更为丰硕的伙伴。我能想象它们变成条状、团状、球状，在油锅里翻滚，在蜜汁里打滚，在蒸笼里被端上无数张餐桌……
“老板，拿几个曲里拐弯的红薯。”一位穿着个性的“大背头”说，“娃娃们练素描、练水粉，摆几个红薯画一画。”几个体态特别的伙伴荣登静物台。
“帮忙挑几个芽点多的红薯，回去水培，专门掐叶子擀面，劲道！好吃！”一句话，几个伙伴就化身母体，发芽生长去了。
我和其他五位伙伴被一位老师买走。她似乎很忙，好几天都没有解开存放我们的塑料袋。待到她记起来，我和小伙伴已经在这方舒适的“温棚”里冒出许多紫红色的嫩芽。教师先是一愣，继而笑了。她找来两个容器水培了我们。其中一个伙伴成为她床头柜上的摆设。而我和其他四位伙伴，则在厨房暂住一夜后，就入职成为她的“新同事”。
老师一天到晚忙着，我和伙伴们“坐在”空调房里，撒欢儿疯长，把藤蔓铆足劲儿地伸长，把心形的叶子一点一点地舒展、变大。藤蔓伸向茶几，伸向有阳光的窗户，伸向老师看手机的侧脸，和电脑前工作的背影。她有时半天也不看我们一眼，有时又忽然走过来，呆呆地站很久。她清晨添水时，水珠落在叶子上。她呆呆看着我们。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她和同事谈论我们，笑起来。
有一天，另一位来访的老师一眼万年，喜欢得不得了。其中两个伙伴就搬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我和剩下的伙伴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越发牟足劲儿地长。老师用胶带把长长的藤蔓送上墙壁，“通讯录”“课表”和“作息时间表”被藤蔓绿叶遮掩，引得老师频频拨开我们的身躯，仿佛在做一场捉迷藏游戏。我们调皮地占据整个茶几，钻到沙发缝隙中，在办公室创造出一片蓊郁葱绿来……
泥土中的黑暗和等待，厨房里的烟火与满足，画笔下形态与颜色的永恒，还是案头清水与目光的滋养，都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双向奔赴与相互成全。人这一生被看到的样子，大约也是如此吧。
作者简介：常盈，陕西省大荔县人，中学高级教师，陕西省德育先进工作者，渭南市、大荔县作协会员。大荔县作协副主席。教学之余，喜欢阅读，喜欢用文字记录内心的感悟，偶有小作发表于报刊杂志或网络平台上。（陈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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